見證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

王富葆（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

1960年5月25日，中國登山隊員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由于當年沒有錄像設備，致使國外不少人不承認我國這次登頂珠峰的事實。60年轉瞬即逝，當年的親歷者如今都已成了耄耋老人，而且不少關鍵人物已經離世。因此我有責任在此重述我在北坳親眼目睹的過程，以證明中國登山英雄當年登頂的事實真相。

在1960年5月25日清晨，中國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的時候，作為觀察員和聯(lián)絡員，我在海拔7016米的珠峰北坳，親眼見證了王富洲、屈銀華、貢布三位登山隊員成功登頂珠峰，并用信號彈向海拔6400米的第二大本營報告登頂的喜訊！

在中國登頂珠峰60周年之際，作為親歷者，我根據回憶，將當年的實況包括一些細節(jié)紀錄于下，以示紀念。

從珠峰科考隊到珠峰登山隊

1958年，國家體委在組建登山隊時，為填補該地區(qū)自然科學的空白，同時組建了珠峰科考隊。1958年11月27日，我和同校生物系王新光老師被招到珠峰科考隊工作。1958年12月12日，我們抵達拉薩，然后進行了2個多月的軍訓。1959年3月初，因為西藏叛亂，登山隊前往新疆進行訓練，而科考隊則于3月6日離開拉薩，全副武裝地按原計劃赴珠峰地區(qū)進行科考。

 

1959年底，珠峰科考隊在北京的總結任務剛結束，我突接通知：隨登山隊去攀登珠峰。我立即按國家體委通知，于當年除夕下午獨自一人坐火車趕往成都與登山隊匯合，并在成都參加登山隊的體能訓練。因此我又轉入登山隊，開始了攀登珠峰的新征程。

登山任務原來是和蘇聯(lián)登山隊聯(lián)合進行的，后因蘇聯(lián)退出而改在1960年由我國單獨來完成。

1960年4月底，全部登山隊員離開成都到拉薩，5月初和后勤人員等共214人全部到達珠峰北麓中絨布冰川末端海拔5180米的河灘地上，并建立了登山大本營。

 

中國登山隊為能順利完成任務，因此將攀登計劃分成適應性登高和突擊登頂兩部分。適應性登高是將登山的高度分若干次逐漸升高，目的是使每位登山隊員的身體能逐漸適應不同高度的自然環(huán)境。適應性登高共分三次三個高度：第一次登到海拔6400米高處，并在那里建立第二大本營；第二次是打通北坳“大門”到達7400米高處（實際高度為7800米）；第三次到海拔8300米高處，建立突擊主峰的營地，存放好登頂用的裝備、氧氣、食品和選擇好攀登頂峰的路線。

我在適應性登高中，最高到達7800米處，高山適應性還比較好。

 

上述任務全部完成后，隊部根據天氣預報和多年觀測資料，認為5月25號前后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時機。因此決定王富洲、貢布、屈銀華和劉連滿四名主力隊員于18號出發(fā)，準備沖擊頂峰。

建立觀測站

1960年5月18號，我跟隨登頂突擊隊和運輸隊員一起從海拔5180米的珠峰大本營出發(fā)，于20號到達6400米的第二大本營，在此休整了2天后，我們繼續(xù)向上攀登。5月22日到達海拔7016米的北坳。因為這里有一個比較平坦一些的“平臺”北緣，是離頂峰最近的最佳觀測點，所以，我被登山隊領導史占春安排留下來在此建立觀察聯(lián)絡站。所謂“觀測站”，實際上我只是在這里搭建了一個專供自己休息的單人小帳篷而已。

北坳是珠峰與北峰（珠峰北側的一個無名山峰，離珠峰最近）之間的一條略寬平的山脊，其東西兩側都是由冰組成的陡崖峭壁。說它較寬平其實它的最寬處只有3米多，全長也只有20多米。但通往珠峰頂的途徑全在它的視野之內。這里與珠峰的高差雖然高達1800多米，但直線距離不算太遠，加之空氣稀薄又無灰塵污染，能見度很高，因此登頂隊員的行動肉眼就能看清楚。

 

在這里，我的全部裝備只有三件：一個望遠鏡、一臺報話機、一把信號槍和數發(fā)信號彈。當年的通訊器材非常落后，所用報話機是二戰(zhàn)時期被蘇俄繳獲的德國貨，質量雖好，但體積和重量較大，登頂隊員須要輕裝上陣，但這種笨重的報話機無法隨身攜帶，這樣登頂隊員就無法與大本營取得聯(lián)絡，于是隊部決定讓我隨同他們上到北坳，在此負責觀察登頂隊員的活動，并隨時向第二大本營報告。第二大本營再向第一大本營傳遞喜訊，第一大本營即時用手搖發(fā)報機向北京報喜。聽說，周恩來總理那晚也在等待登頂的喜訊。

目擊突擊隊成功登頂珠峰

5月22日到達北坳觀測站后，四位突擊隊員和兩組運輸隊員在此休息后，繼續(xù)向上攀行至7600米的營地。兩組運輸隊員在完成了向7600米營地運送補給的任務后，返回了6400米的第二營地。而四位突擊隊員則向8300米的臨時性營地進軍，此時已是5月23號了。

5月24日，天氣很好，王富洲等一早就出發(fā)并較順利地到達8600米高的第二臺階的下方。所謂第二臺階，它就是東北山脊上一處高達幾米的巖石陡崖，只有通過這一陡崖才能繼續(xù)攀登。

作為觀察突擊主峰隊員行動和負責與第二大本營聯(lián)系的我，則一刻也不敢疏忽，睜著眼睛，不停地觀察登頂隊員的動向。大約下午7點多鐘，見到在珠峰頂東坡雪白的三角形雪坡下方，有三個黑影慢慢地向頂峰挺進，到10點鐘左右（因時差關系要比北京晚2個多小時），三人已到達該三角形雪坡的上方，他們離頂峰已不遠了，根據攀登的速度推測，估計深夜可以到達頂峰。后來因天已漆黑，我已觀看不到人影了，他們則憑著雪的反光一步步向上攀登。

這一夜我也沒有合眼，一是四人上去的，現(xiàn)在我數來數去只有三個黑影，越想越忐忑不安，是誰掉隊了呢？他現(xiàn)在的處境如何？我強制自己別往壞處想！盡管天已漆黑，我仍不時觀看，希望能看到有個黑點出現(xiàn)在我的視野里；二是祈盼著三人能順利地登上這個地球之顛并勝利返回。

25日凌晨，天特別好，4點40分左右珠峰頂上已經亮了，峰頂沒有“旗云”，東側的三角形雪坡也顯得十分潔白。我突然發(fā)現(xiàn)，在三角形雪坡的最上方有三個黑影在向下移動！這時我立即意識到他們已登頂成功，并開始從頂峰下撤了。

我以極其興奮的心情迅速拿起報話機話筒，想把三人登頂成功的消息報告第二大本營。但此時話筒中只聽到“吱吱”的聲音，其他什么都聽不到，過一會連“吱吱”聲也沒有了。這時我立即按第二方案——用信號彈與第二大本營聯(lián)系。因事前已作規(guī)定：紅色彈代表登頂成功，藍色彈代表失敗，彈的顆數代表登頂人數。我拿起信號槍，向著東方即第二大本營上空連發(fā)三顆紅色信號彈。第二大本營的同志也一心在等待好消息，當有人看到信號彈后即刻大家都跑到帳蓬外邊雪白的冰面上歡慶勝利。

我很慶幸，終于圓滿地完成了組織上交給我的這一光榮而神圣的任務。歷史將銘記這一刻：三位英雄的中華好男兒終于征服了千難萬險，從東北山脊登上了地球之顛——珠穆朗瑪峰，完成了為國爭光的這一壯舉!

但三顆紅色信號彈只能說明有三人登上了珠峰之顛，它不能說明登頂的具體情況，各級領導人都是又喜又焦急，喜的是知道已有三人登上了頂峰，焦急的是不知道另一位登頂的隊員的具體情況和登頂運動員下山是否順利。

因此第二大本營很快派人將一個新的報話機話筒送到我這里，當我接到話筒后迅速將原話筒換下，但新話筒仍然沒有聲音。后來當我們下山到達大本營后，將隨身帶下的報話機打開并再試話筒時，話筒又可用了。這時我才想到因在北坳時，報話機一直放在帳篷內我的枕頭邊，很可能是幾天中我呼出的水汽，在報話機殼中結了冰，使報話機短路而不能通話，到5180米的大本營后因溫度升高，冰融化了，因而又可通話了。

雖然不能用語音與大本營聯(lián)絡，但我仍要繼續(xù)觀察三個人下山的動向。三人的速度顯然加快了，很快到達了第二臺階，此時突然多出一人，三人變成了四人。此時我立即意識到多出的一人就是上山時留在第二臺階附近那一位。四人安全的返回，讓我那顆懸著的心終于放下了，興奮、激動的心情無法形容。

當他們下來之后，我才得知，原來當四人登到第二階梯陡崖的上方時，又遇到了一段一人多高幾乎是直立的巖壁，很難向上攀登。這時，曾是消防戰(zhàn)士的劉連滿建議用搭人梯的辦法越過這一障礙，并提出由自己擔當人梯。這樣王富洲等三人就踩在劉連滿的肩上登上了這個臺階。但此時劉連滿的體力已消耗殆盡，四人商量后讓劉留下，其余三人抓緊時機繼續(xù)向上突擊主峰。

劉連滿留下后，意識到自己在這樣的高度上很可能會被嚴寒奪去生命，但他更多的是考慮到王富洲等三人的安危，并將寫有“這瓶氧氣留給你們下山時用”的紙條壓在氧氣瓶下，然后昏昏沉沉地似睡非睡地在那里等待他們。

后來，聽王富洲說，當他們下到第二臺階上部時，看到劉連滿，不僅活著，而且還把氧氣留在那里等他們來吸，當時他們感動得什么話也說不出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流出了激動的淚水。這是大愛，是經過生死考驗的無私大愛。怎叫人能按捺得下這激動的心情。

當四人下到北坳時，我看到王富洲的肩上掛了一雙登山鞋，腳上僅穿了棉襪。原來因下山時速度較快，綁在登山鞋底的冰爪在巖石上行走時打滑，他想把冰爪脫掉，但因牢牢捆綁在鞋底，一時解不開，因此不得不連鞋一起脫掉，這樣就穿著棉襪下山了。行走是方便了，但他卻沒想到他的腳趾頭就在下山過程中被凍壞死了，回到北京就醫(yī)后，醫(yī)院只好將他那被凍壞死的腳趾切掉。同樣，屈銀華因不忍將帶釘的冰鞋踩在劉連滿的肩上，脫掉了冰鞋，雙腳也因凍傷而部分截肢。

隨后我也和登山隊員一起與由6400米第二大本營上來接應的隊員匯合，并由接應隊員護送我們安全地下北坳冰崖。到達第二大本營后，大家一起喝了點水，吃了點東西，沒怎么休息就往大本營撤。

這次登山過程中共有53人破了國家登山記錄——7649米，共有29人登上8000米以上的高度，超過此前外國人登到這一高度人數的總和！

勝利登頂珠峰的消息早已傳到拉薩，因此，我們一到就受到西藏軍區(qū)、西藏工委領導和廣大的群眾熱烈歡迎，還給22名登山隊員各發(fā)了一只“羅馬”牌手表。國家體委還給我們頒發(fā)了一枚獎章和一份證書。

回到北京后，由于王富洲、屈銀華都因凍傷而住院了。所以，由我陪同登山英雄貢布到上海等地作報告。因貢布不會漢語，只能用藏語作報告，我為他當翻譯。其實我也不會藏語，只是事先有份譯好的漢語稿子，我照文講講而已。

我在北坳的四天三夜，見證了我國登山英雄攀登珠峰的整個過程，令我今生難忘。

向犧牲的科研人員致敬

最后，讓我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向為登山科研獻出寶貴生命而安息在珠峰的隊友邵之慶（北京大學物理系大四學生）和汪磯（蘭州大學地理系老師）致敬！

邵之慶當年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大四學生，在這次登山中他負責高山氣象資料的收集，隨身攜帶溫度計、氣壓表等簡易測試儀器，登山過程中定時測量氣溫、濕度和氣壓等數據。

在第二次適應性行軍中我與他編在同一結組。我們兩組共八人，主要由科研人員組成，名稱為支援小組，負責將部分登山裝備等運送到7800米營地。由6400米到達北坳頂時正是中午，天氣很好，每人把個人裝備放在北坳營地，以便輕裝上陣，因為估計很快可以達到7800米，并可以于當天返回北坳，由于對高度和距離判斷的錯誤和過高估計了我們的體力，加上傍晚開始變天，刮起了風，氣溫越來越低，邵之慶同志的行走速度也越來越慢，我在后面問邵，體力行不行？他說眼睛看不清了，我又問太陽鏡戴好了沒有？他回答說：“不是雪盲。”

天慢慢黑下來了，氣溫還在下降，手腳都快凍麻木了，這時的邵之慶，憑著堅韌的意志，一步步艱難地順雪坡向上攀登，后面三人緊跟著他。離目的地不遠了，已能聽到7800米營地中隊員們的說話聲，就在這時，隊長傳達命令，讓我們就地休息，等天亮后繼續(xù)前進。我們尊令準備原地休息，但此處坡度較陡，無法搭起帳篷。只好下撤找塊稍平的地方休息。我們兩個組只帶了一頂帳篷。搭好帳篷后，八個人緊緊地擠在一起，我靠在帳篷門邊，并把門打開，以便通氣，邵之慶說他感到冷，我就讓他靠在我胸前。待大家安定下來后，醫(yī)生開始檢查每人的脈博，結果有三人的脈博跳動十分微弱，其中包括邵之慶，醫(yī)生決定迅速讓三人吸氧。大約過了20分鐘，我問邵好一點沒有？他用微弱的聲音回答“好一點。”這時帳篷內很安靜，大家都累了，想休息一下，但沒有隔多久，就在大家很安靜的時候，邵之慶同志的兩腿突然一伸，有經驗的醫(yī)生說，不好！并隨即打亮電筒，翻開他的眼皮，只見瞳孔已經放大。邵之慶同志就這樣一聲不吭地離開了我們，離開了日夜思念他的父母和親人，離開了人世。直到天明，他一直靠在我的懷里。

天明后，醫(yī)生對邵之慶遺體作了簡單的檢查，說他是因腦溢血去世，昨天傍晚所說眼睛看不見，實際上當時已是眼底血管破裂，眼睛充血的結果。檢查完后，醫(yī)生和我及其他兩隊員用帳篷將邵之慶同志的遺體裹好，并慢慢地向下移到北坳。由于北坳東坡是一面高500米的冰崖，到處都是冰裂縫，無法將遺體繼續(xù)向下移動，我們決定將遺體留在北坳，并將他胸前的結組繩解掉，將口袋中的溫度計和筆記本等取出作為遺物交給隊里。就地挖了一個雪坑，將遺體安放在雪坑中，然后用雪蓋上，白雪替代著黃土，晶瑩的冰雪“墳包”下安息著我們的隊友邵之慶同志。邵之慶同志永遠離開了我們，為我國的登山和高山氣象學科事業(yè)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在登山過程中，還有冰川水文測量組的原蘭州大學地理系汪磯老師也安息在珠峰北坡6350米左右的東絨布冰川左側的冰石中。他們都是在為登山及高山科考事業(yè)貢獻出自己寶貴的年輕生命。